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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何说杨文干事件是玄武门之变的导火索

发布时间:2021-01-07 09:56:35 阅读: 来源:酒杯厂家

为何说杨文干事件是玄武门之变的导火索?

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杨文干的故事,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。

杨文干事件,可以说是玄武门之变的导火索。它的出现也导致了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矛盾彻底激化。

这样的一件谋反的大案,似乎事实清楚,但是结果却是李渊眼中的“兄弟不睦”,各打五十大板,也由此可见事情似乎又不是那么简单。那么杨文干事件,到底是不是一场阴谋论下的,由秦王李世民主编的大戏呢?

杨文干事件

及高祖幸仁智宫,留建成居守,建成先令庆州总管杨文干募健儿送京师,欲以为变。《旧唐书》

唐高祖武德七年(624),唐高祖李渊偕同秦王李世民、齐王李元吉前往仁智宫避暑,太子李建成留守京师。随后,李渊接到密报,密保直指太子李建成暗通庆州都督杨文干,意欲谋反。在众人的劝谏之下,他宣召太子李建成见驾。李建成“发觉事漏”,惊恐万分,在据城起兵和孤身请罪之间,他最后选择了请罪。李渊随即将他拘押。

至于庆州都督杨文干 ,在传令者将事由高知的情况之下,他自然不敢前往觐见,遂选择起兵反叛,李世民在得到了父亲平定叛乱后,以他为太子的许诺后,率兵出征。

而作为事件的结局,杨文干死于部下之手,名义上的幕后主使太子李建成虽然备受责难,却并没有被废,只是将他的属臣王珪、韦挺流放,而平叛胜利者秦王李世民,不仅仅没有获得父亲李渊承诺的太子之位,而且府中的谋士杜淹也被流放。这样一件“并不公平的处置”,也为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奠定了基础,至少提供了理由支持。

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《资治通鉴》中杨文干事件的疑点

我们仔细忖度,事实上不难发现在杨文干事件中其实是疑点重重的。对于此事的记载,在《旧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中是如此描述的。

又遣郎将尔朱焕、校尉桥公山赍甲以赐文干,令起兵共相应接。公山、焕等行至豳乡,惧罪驰告其事。——《旧唐书》杨文幹尝宿卫东宫,建成与之亲厚,私使募壮士送长安。上将幸仁智宫,命建成居守,世民、元吉皆从。建成使元吉就图世民,曰:“安危之计,决在今岁!”又使郎将尔硃焕、校尉桥公山以甲遗文幹。二人至幽州,上变,告太子使文幹举兵,使表里相应;又有宁州人杜凤举亦诣宫言状。——《资治通鉴》

我们能够发现的是二份史料中对于此事件的记载是大同小异的。但是在这其中,“意欲谋反”的太子李建成,在向杨文干馈赠信物——甲衣之时,却派遣的只是尔朱换,桥公山,一位是郎将,一位是校尉。如果真乃是谋反之大事,并且是馈送信物这般大事,李建成实则是要派遣心腹之人,方才能保证万无一失。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,存在李世民早已策反二人的结果,但这样一来更是说明杨文干事件的阴谋论。

至于另一个解释,或许是李建成用人不淑,尔朱换,桥公山二人唯唯诺诺,胆小怕事因此而告发,也能说得过去。但是单纯的送甲衣其实也不是谋反的充分必要因素。

作为事件的延续,李渊在派遣宇文颍前去传召事件的主角杨文干之后,宇文颖告知杨文干事情败露,遂导致杨文干最终决定谋反。

宇文颖的结局便是回京之后便被李渊处斩。对于他被处决的理由,《新唐书》中是如此记载的“(宇文颖)性贪昏,与元吉厚善,故豫文干谋。事败,帝责曰:"朕以文干叛,故遣卿,乃同逆邪?颖无以对,斩之。”

作为一个与李元吉交善的官员,在获悉谋反之事暴露之后,宇文颖将此事告知,自然是无可指摘的。但是若说是作为同党,在双方实力对比明显之下,还会“同逆”显然是说不过去的。至于作为“主使者”的李建成,想来也不太会在用人上连续犯下错误。

由此可见在《新唐书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上对于“杨文干事件”的记载, 是存在让人质疑的问题的。

对此司马光更是直接在《资治通鉴》中有引用刘餗《隋唐嘉话》本中“人妄告东宫”之语。显然作为史学家,他也是对杨文干事件——是由太子李建成谋反而引起的一事存在怀疑的。

现实因素中,李建成不必反的理由

作为太子,李建成其实是法理基础上的无可置疑的继承人。在讲究嫡长子继承制的中国封建社会——立嫡以长不以贤,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一直是历朝历代秉持的原则,更遑论是刚刚创建的大唐王朝,亟需确立王朝制度。

虽然李世民军功赫赫,麾下更有长孙无忌、尉迟恭、侯君集、房玄龄、杜如晦等能臣勋将;但是李建成作为嫡长子,更作为一个善于处理内政事务的文官集团的代表,事实上他具有天然的优势。

另外,杨文干事件中他如果真的反叛,大可以以李世民子嗣为质,更没有必要以父亲李渊为反叛目标,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。

其次,作为当事人若是果真谋反,即便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李建成,你会去见父亲吗?历史昭昭,李氏一族作为官宦之家,李建成自小便接受儒家教育,自然知晓谋反的后果,箭在弦上不得不发,又怎么会只身前往。对于处理结果而言,如果真正是定性为谋反,唐高祖李渊也绝不会允许这样一个悖逆之子的存在,更不会放弃自己对于李世民的太子承诺。

当然在最后,对于李世民我们不能否认他是一位千古一帝,但是在对待历史记载的态度上也正是他开了皇帝篡改之始。对于记载皇帝起居、行动的典籍《起居注》,褚遂良虽然不同意修改;但是房玄龄和许敬宗则在李世民的要求下一改史学家据事直书 的原则,修改了《起居注》。

有了这般“劣迹”,自然也让人怀疑杨文干事件的真伪,这也极有可能乃是李世民自编自导的一场大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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